社会体制论

专制社会的权力是靠暴力维持的，有权力者靠权力任意将公共利益占为己有，这引起大多数人反感，于是，暴力压制成为维护统治的必然手段。
而民主体制国家由全民选举国家及地方领导人，民众有监督政府权力，所以，利用权力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相对较少，并且如果发生也容易被发现、制止。所以，大多数人的权益得到保护，言论自由，社会不必靠暴力镇压维持稳定。这是由社会成员内心的满足而形成的稳定，是内因导致的结果，不同于专制体制，大多数人内心的意愿被外因条件压制，法律由少数掌权者制定、操纵，只保护有权者的利益，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也依然被法律保护，形成与公众利益的严重矛盾。

自古封建专制体制的性质都是如此，法律是为了保护帝王对大众的掠夺，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所以，中国社会贪官污吏为所欲为，引起民众的不断反抗，社会越来越乱，矛盾只能通过暴力压制以维持暂时平稳，但实际上冲突越来越大，往往引起大范围的暴力对抗，最终使国家统治衰亡，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进入民主体制的国家则社会动乱很少，因为社会矛盾有民主的解决途径，国家和社会的事务不是靠少数当权者决定的，而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决定的。只有民主体制才能使社会更好，更有利于大多数人。

在民主体制下生活的人绝不愿意回到专制体制，这也是台湾不愿意与大陆统一的根本原因，不是要脱离中国，而是要远离专制统治，如果大陆也实行与台湾相同的民主体制，不仅大陆百姓由衷愿意，台湾人也会认同这样的祖国。所以可以说：专制是造成国家分裂的政治原因，是对民族造成灾难的祸根。

艺术的社会性 Art and society

当代中国艺术

艺术要撼动人心，要给人以美的感受，要有催人奋起改变社会的作用。纵观世界上好的艺术作品无一不是根植于对民众、对社会深挚的爱而创作出的。
当我们听到法国大革命的《马赛曲》会热血沸腾，感受到人民保卫民主和自由的力量。
听到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会被正义的呼唤激起反抗侵略的斗志。
听到交响曲《我的祖国》（捷克作曲家斯米塔纳Smetana作品）会感受到对养育自己土地深挚的爱。
听到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也会感到生活无比美好。

中 国的艺术家们都在干什么？艺术家们仿佛看不到民众的生活，听不到社会的呼声。也许中国的体制和政治环境把真正的艺术家给隔绝孤立了起来。从各种传播媒体所 看到的艺术，只是为了敛财目的。“艺术家”为钱而忙碌，他们热衷于炒作自己的“艺术品”以增加其商品价值。他们看不到当今中国在他们身边不断发生的震撼世 界的事情：
四处涌动求生的民工潮、为讨公道而上访的冤民、地震灾民失去亲人的哀痛、被豆腐渣校舍夺去生命的孩子、因毒奶残害而凄惨哀号的幼 童、黑煤窑惨死的工人、贫困生考上大学却无钱上的苦恼、穷乡僻壤上建起的“乡政府白宫”、 官僚富豪肆无忌惮地吞噬公共财产、数不清的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平民与军警的暴力抗争、绝望的无力医病的穷人----等等等等。现代中国社会充满着数不清的 亟待艺术家表达的题材。
当我们看到俄国画家列宾的画作《意外的归来》、《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画家蒋兆和的《流民图》等，这些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灵撼动，感受到社会的不平和强烈的变革愿望。
人类不乏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代的中国艺术，我们发现不了让人深思的，具有强烈社会性的作品。

对当代中国种种触目惊心的现实，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这能成为艺术家吗？没有思想和感情就不会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那些拼命炒作自己的“艺术家”，只图卖高价的“艺术品”，其实都是垃圾，毫无社会价值。
缺少良知、缺乏与民众共同感受的官僚不可能为人民和社会做有益的实事。同样，艺术家脱离民众、脱离生活，又如何能创作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也很难想象与民众感情无关的作品会有社会性，会有与社会共存的价值。
当然，造成当今中国文化沙漠的最重要原因，是专制政体对思维、思想的压制。但是，压制绝对阻挡住不住社会潮流。法国国歌《马赛曲》、俄罗斯画家列宾的“审讯近卫军”等画作等都因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而被禁止过，但植根于民众和社会的作品因为有社会基础，也就会有无限生命力，今天这些作品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艺术家们担负着社会责任。用心感受社会，感受民众的灵魂，真切地表达出大众的意愿和情感，为精神饥渴的中国大众穿凿出甘泉，历史正在期待着真正艺术家的奋起。以真正的艺术作品唤起民众，只有大众的共同意志才能使中国社会改变，有民众良好生存的社会环境，有民众的幸福，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崛起。


世界名画 《自由引导人民》（ 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的作品，260 cm × 325 cm，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创作了这幅作品。当时，他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谈到：“当我努力创作的时候，我的心情便好转了……即使我没有为了我的祖国战斗，我也可以用我的画作来歌颂它。”

这幅作品表现的是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当时的法国民众以暴力抗争的方式反对查理十世的统治。革命持续了三日（1830年7月的27、28、29日），最终以查理十世下台，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继承王位告终。

从画面背景右侧的巴黎圣母院可以看出，画作中的地点是在巴黎。而且从巴黎圣母院和主要人物的比较中，可以显出画面场景的深远。画的正中是戴着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帽、坦胸露出双乳的自由女神，她右手上扬，挥动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面向右侧后方，号召身后的人民起来革命。画的左侧她望的方向，是一群手持武器向前冲的人民。最突出的是最前方望向自由女神的两个男人。左侧的男人身着工人装扮：敞开的白衬衫，头戴瓜皮帽，背着卡其布的挎包。他右手持一把土耳其弯刀，腰间别着一把火铳。右侧的男人做资产阶级打扮，头戴黑色卷边圆礼帽，身穿白色衬衫与扣紧的黑色夹克，系有黑色领结。他双手握着一把长火枪。在自由女神右脚边，一个男子匍匐在她脚下，他头裹暗红色头巾，身穿蓝色布衫，抬头仰视女神。画面右侧，在自由女神的左侧，有一个正举着右臂的小男孩。他戴着帽子，身背挎包，双手各拿着一把手枪。人群的前方是倒卧在木头石块上的尸体，自由女神正跨过这些尸体，向前迈去。

反映1830年革命的《自由引导人民》是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之一。画家以奔放的热情歌颂了这次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的革命运动。高举三色旗的象征自由神的妇女形象在这里突出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特征。她健康、有力、坚决、美丽而朴素，正领导着工人、知识分子的革命队伍奋勇前进。强烈的光影所形成的戏剧性效果，与丰富而炽烈的色彩和充满着动力的构图形成了一种强烈、紧张、激昂的气氛，使得这幅画具有生动活跃的激动人心的力量。   　　

本画取材于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事件。1830年7月26日，国王查理十世取消议会，巴黎市民纷纷起义。27至29日为推翻波旁王朝，与保皇党展开了战斗，并占领了王宫，在历史上称为"光荣的三天"。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名叫克拉拉·莱辛的姑娘首先在街垒上举起了象征法兰西共和制的三色旗；少年阿莱尔把这面旗帜插到巴黎圣母院旁的一座桥头时，中弹倒下。画家德拉克洛瓦目击了这一悲壮激烈的景象，又义愤填膺，决心为之画一幅画作为永久的纪念。   　

　画上展示的巷战场面，是画家在上百幅"七月革命"街垒战的草图的基础上定稿的画面。最引人注意的一位象征自由的女神，她头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弗吉里亚帽、左手握枪、右手高举着迎风飘扬的三色旗。她是全画的中心，观众注目的焦点。女神的左侧，一个少年挥动双枪急奔而来，他象征着少年英雄阿莱尔；右侧那个穿黑上衣、戴高筒帽的大学生，就是画家本人，他紧握步枪，眼中闪烁着自由的渴望。   　　

这幅画气势磅礴，画面结构紧凑，色调丰富炽热，用笔奔放，有着强烈的感染力。1831年5月1日，在巴黎展出时，引起轰动。德国诗人海涅为此画写了赞美诗。在这以后，这幅画还有一些有趣的经历。1831年，这幅画被法国政府收购，在卢森堡宫展出了数月，后因时局变化，还给了画家本人。17年后，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法国人民要求把此画重新在卢森堡宫展览。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此画又被政府摘下，理由是具有煽动性。直到1874年才被送入卢浮宫。

《自由引导人民》曾经出现在法国政府1980年推出的邮票上，也曾经被印入1983年版的100法郎钞票。